在借來的空間，成就一段東「蔥」歲月：東涌蔬菜產銷合作社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撰 文 Author Stephanie
走過涌口街，一幅描繪農民擺賣蔬菜的壁畫映入眼簾。生動的畫作與村裏的寧靜形成對比，令這幢樓高兩層的小建築在芸芸村屋和棚屋中分外顯眼。看到「東涌蔬菜產銷合作社」的字樣，我猜想，這應該不是民居建築吧！那為甚麼大門是鎖上的呢？「合作社」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團體嗎？今天的東涌被視為是機場城市和行山客的中轉站，是「從小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的印證；但新市鎮之前的東涌則鮮少被提及和考究。究竟農業社會時代的東涌的社區肌理是怎樣通過合作社這一個來自歐洲大陸的經濟模式串連起來，甚至透過它與香港其他地方以至殖民地政府建立地區協作關係？
時光倒流到差不多七十年前，東涌蔬菜產銷合作社（下稱合作社）在1955年由一群戰後移居到東涌一帶村落的居民成立。自成立開始，合作社便以馬灣涌作基地，時至今天，合作社依然是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下稱菜聯社）屬下的分社之一。
與今天大門深鎖的景象不同，合作社在五十到八九十年代時可算是東涌對外經濟活動的樞紐。乘著碼頭在旁的地利優勢，合作社與同以馬灣涌碼頭作基地的華利街渡建立一種共生關係，將東涌農民的農產品（主要為稻米、紅蔥和瓜類）由東涌運到堅尼地城舊批發市場出售（私人訪談，2024年12月13日)。當時東涌不同村落的村民都會在清晨時分把自家農產拿到合作社秤重，合作社發出單據讓村民兌換現金，之後直接把菜搬到街渡上，節省村民把農產在不同村落搬來搬去的人力和時間（私人訪談，2024年11月24日）。
合作社除了作為東涌農民與香港整個蔬菜批發系統的中間人，也是東涌農民與政府部門和其他組織的協調者。在二戰後曾扶持不少香港農民的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就曾通過合作社，向東涌農民捐贈噴水器。同時，作為菜聯社的分社之一，合作社也曾參與菜聯社與漁農處教育組合辦的農業講座，參觀由政府管理的上水農場，增進農業知識和生產技術。
不過，出於種種原因，合作社在農業知識傳播層面上並沒有一個主導角色。漁農處在六十年代時在東涌馬灣村（今逸東邨位置）設立了農業分站，直接在分站舉行討論會和種植班，範圍涉獵土壤肥料、養豬技巧等，也曾跟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職員一起入村，直接為村民舉行種植示範（比如稻米、西洋菜）和分發新品種種子（私人訪談，2024年12月13日）。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東涌當時本質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居民其實並沒有把農業大規模產業化的意圖，繼續耕種主要是為了尋求溫飽。即使村民曾嘗試種植新品種的蔬菜，由於收成普普，村民也沒有意欲和信心長期種植，於是選擇繼續種回本身一直種植的瓜菜品種（私人訪談，2024年12月13日）。故此，外來的種植技術和品種，要在東涌落地，實則面對不少困難，最終成果有限。
不過，合作社、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漁農處三方一直維持良好的協作關係，而且合作社也一直維持良好的管治水平。除了曾在1972年發生爆竊事件外，合作社在漁護署的年度評分中一直獲得“A”的評級，足證合作社在東涌的運作一直保持暢順。不過，在社區自給自足的文化背景下，合作社在東涌的發展空間確實有限。從合作社評分的檔案文件可見，合作社在獲得評分的九年期間（1983 – 92），在獲利能力和良好財政狀況 (Society makes profit and has a sound financial position) 一欄一直徘徊在尚可（3）和轉差（2）的狀態。故此，合作社作為一種社區經濟模式，財政上似乎在東涌並沒能做到可持續發展。
反而在農業發展以外，合作社在東涌對外交通不便的年代，曾意外擔當社區醫療的角色。在六七十年代，大嶼山的醫療設施只有位於長沙的嶼南醫院，東涌居民生病時不像今天的居民般能到商場光顧家庭醫生，而是只能依靠像是友愛醫船的醫療船，每個星期只有幾天的醫療服務。那時候村民認識了曾在嶼南醫院做見習醫生的郭家祥醫生¹，郭醫生願意每個星期來村裏義務為老人家量血壓看病，正要找地方落腳。村民靈機一觸，就想到可以用合作社閣樓的位置（私人訪談，2024年11月24日）。但礙於合作社的用地實質上是臨時用地，並不能用於蔬菜買賣以外的用途，村民於是主動去信菜聯社，看在郭醫生是義務性質在村裏行醫的分上，獲得批准讓郭醫生在合作社平日下午的閒置時間為村民看病（私人訪談，2024年11月24日）。據村民回憶，郭醫生在村裏義診長達八到十年，為馬灣涌以至東涌其他村落的居民服務（私人訪談，2024年11月24日）。郭醫生的出現，令合作社在蔬菜買賣以外，也成為社區的醫療據點。
正因為農業在東涌居民心中主要是為自用而非外銷，隨著時代發展，東涌與外界的聯繫越趨緊密，村民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到外區工作、也開始食用外地出產並且更便宜的農產，居民之間越來越少人以耕種餬口，導致農業活動在七八十年代開始減少（私人訪談，2024年11月3日）。到九十年代初，政府更停止為合作社的蔬菜運輸工作提供補貼，合作社也自始淡出眾人的視線。今天的合作社，縱使名義上依然維持運作，社員定期跟漁農處職員和菜聯社保持聯繫，但其實只靠一位在深圳經營菜場的社員穩定出產農產品，社員之間也沒有復興合作社的計劃（私人訪談，2024年12月13日）。在沒有本地農產出售、喪失原本成立功能的情況下，合作社自然難以經營下去。「沒辦法，唔捨得都無辦法㗎啦！你邊度可以搵地方種菜？」合作社第二代負責人李村長反問道（私人訪談，2024年12月13日）。
若果留不住人，那合作社的空間本身又是否已走到盡頭？倘若東涌有第二位郭醫生出現，合作社面臨解散的命運是否就能被扭轉？從現實層面來看，由於合作社用地屬於臨時用地，若果居民希望更改用途，必須向政府部門申請。當居民沒有信心和意欲與政府部門周旋，不論合作社本身或是相關用地的前途就可能只剩放手一途。
在借來的空間，合作社為東涌農民搭建了對外銷售蔬菜的渠道，是東涌對外經濟曾經的中轉站，也是社區醫療的意外落腳點。不只對外，李村長、不同村落的村民代表在談話間也流露出一份對合作社的情意結。它既是東涌不同村民的黏合劑，也是東涌農業社會時代的見證。這份協作精神，正正印證合作社作為一種經濟模式，對人和社區的影響不只於經濟上的價值。即便在東涌重新發展農業的機會微乎其微，合作社作為一種社區為本的經濟模式，依然值得承傳下去。
這刻，看著合作社門外的壁畫，彷彿靜止了的時間重新流動，合作社正重新招攬社員，要把它轉化成馬灣涌的市墟和故事館……
¹郭醫生已經在2024年11月不幸離開人世，團隊遺憾未能直接與郭醫生接觸，了解更多他在東涌義診的故事。僅此感謝郭醫生對東涌社區的付出！
參考資料
香港政府漁農處（1968）。《香港農友：第一卷第一期》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政府漁農處（1968）。《香港農友：第一卷第三期》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政府漁農處（1971）。《香港農友：第四卷第二期》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HKRS70-3-200.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of Hong Kong
AF CCU 13/16 Reports & Returns – Grading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Societies HKRS905-1-5,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of Hong Kong.
AF CCU 13/16 II Reports & Returns – Grading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Societies HKRS905-1-6,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of Hong Kong.
Ng, Cheuk Yiu. (1965). Land and people in Tung Chung Valley: an example of rural land use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1, March 10). Inspec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New Territor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0, January 6). Project Concern Steps into New Area of Activ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3, August 30). Govt man on year’s probation for thef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